一季度广东各级消委会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17亿元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

我国民法学界主流观点也认为请求权包括程序法功能，请求权具有可诉性。第二类为环境法典确立模式，以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为典型。

[[27]]环境权的防御权功能主要是公民防御其他公民、企业等社会组织以及国家对其生活、生存、发展所依赖的环境利益的侵害、破坏。[[18]] [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洁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48]] 张震：《宪法上住宅社会权的意义及其实现》，《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37页。人民把自己的权力让渡出来，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形成一种绝对的国家主权，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能代表、至高无上的，这种国家主权的归属，只能是缔约者个人组成的共同体，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主权者。第三类为专门的环境知情权法律确立模式，以欧盟成员国为典型。

有学者主张，在环境保护的诸多政治机构中，环境保护部门无疑应该承担主要的角色，其应该认真履行环境执法部门应然的地位。这意味着从法律上对环境公益诉讼予以了肯定。如果法律明显有违宪之嫌，则司法机关虽不能直接修改，但亦不应继续视而不见。

若认为基本权利可以形成自足体系，则实属妄念。这样一来，人们研究宪法时的视野和心胸自然就会变得更加开阔，所获取的知识虽然是地域性的，但却更具有针对性。据此，有三类宪法条款是不适合直接适用的。苏力针锋相对地主张，这样理解的宪法只是西方特定历史阶段解决国家政治构成问题的特定模式，并无普适性意义。

上文曾提出认知与行动或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此处可资借鉴。[25]该方法包含两层内容：第一，单纯解释规则，即要求解释普通法律时顾及宪法的精神。

依施米特的理论，基本权利是指先于国家的自由权，而制度性保障则是国家之内的权利或地位。仅就学理而言，翟志勇的批评扎实中肯。这一冲突的根源在于全国人大的民主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未获妥善解决。除宪法解释之外，宪法修改和重新制宪亦是公认的两种机制。

当然，在人民主权已成政治现实的今天，国家法人说之所以仍有存续或复兴的可能，是因为该学说自身亦经过相应调整，剥离了其与特定政体形态的连接，转型成为一种中立的学说。第二，国家的政治构成因时因地而异，因此需要深入到各国的具体历史和处境当中。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引入有助于解决基本权利对某些领域保护不足的问题。近年来，我国转向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并举的路径，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对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出全新解读。

《政法论坛》2012年第6期。宪法学者或许认为此类问题该由政治学者回答，但在香港这样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政治问题通常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

就此而言，作者的文章并非讨论解释方法本身，而是关注宪法变迁的机制。张千帆有一系列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宪法》第10条的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含义。

最终，文章虽然选定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但也不过是提醒读者注意这个题目的重要性而已，具有启发性的认知并不多。前者仅标识特定的方法论，在理论立场上无特定主张，政治宪法学只是该方法论下的一条支脉。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亦持此种政策立场。同样讨论制度性保障的论文还可参见任喜荣：‘社会宪法及其制度性保障功能，《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据此，社会权不是经济发展的拖累，而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从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巴克尔客观地总结了世界各国处理二者关系的不同制度模式。

更准确地说，直接选举只是回应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此才能保证宪法秩序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坚实基础之上，最终定型为适合一国人民秉性的政治生活秩序。

王旭讨论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之局限的文章也触及了现代宪法的观念内核。作者借鉴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总结出的法律的特质，以此作为宪法条款之选择适用的区分标准，它们分别是：普适性、明晰性、可实现性与相对稳定性。

后者则需国家法律塑造其形貌，例如婚姻制度。当前的大多数宪法学者强调注重文本，担心脱离文本就将偏离学术、沦入政治。

作者把三个面相的规范层次一一对应，勾画出如下的价值序列： ┌───────────┬────────────┬────────────┐ │根本法            │宪法基本原则        │不可变更法          │ ├───────────┼────────────┼────────────┤ │非根本法          │宪法具体原则        │可变更法            │ ├───────────┼────────────┼────────────┤ │非根本法          │宪法规则            │可变更法            │ └───────────┴────────────┴────────────┘ 此价值序列可以作为宪法适用（尤其是宪法解释）的参照。[37]参见《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在择选重点评价的论文时，本文坚持以下三项标准： 第一，概念分析与体系建构。[28]该文的标靶是《环球法律评论》围绕清帝《逊位诏书》在辛亥革命中的法律意义的一次主题研讨中的相关文章，[29]其中尤以高全喜的论文为主。

其次是加强全国人大之下的各专门委员会的地位，特别是要增加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专业性和专职性。[42]杨丽敏对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研究一反常规，凸显其国家建构的意义。

另外，以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教义学虽然有不同层次的区分，即关涉整部宪法的教义学、基本权利教义学、单项基本权利教义学，但是，这些不同层次最终要形成融贯的体系。强世功借助于国外学者巴克尔对中国的观察，希望引起国内学者对我国宪法制度模式的关注。

政治宪法学关注规范的创生，法教义学阐发规范的意涵，法社会学关心规范的落实。姚国建、王勇：论陆港两地基本法解释方法的冲突与调适，《法学评论》2013年第5期。

暂拋开各种机制的现实效果，单从可能的方案来看，宪法变迁的机制有多种。第三个面相是基本原则、具体原则与规则的区分。重新制宪是引起最激烈震动的机制，在政权变动的时刻，自然需要这种机制。为此，必须对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予以改造，为其填充实质内容，如此方能在价值纷争的现实中营造出众所公认的政治秩序。

在此过渡阶段亦需要特定主体承担代表人民意志的职责。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内含不同的价值，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权利，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权利。

经过数年的积累，对基本权利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同时也似乎遇到了瓶颈。李忠夏对宪法解释的讨论则从宪法变迁的视角切入。

苏力倡导对本国特殊宪制问题的研究，正是此一姿态的表现。反之则需探究规范的创生机制。